吉美博物馆“中国唐”特展中的法国汉学往事

唐朝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或者“世界性帝国”，也是当时亚洲多元文明的核心存在。为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特展“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呈现了30余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精选文物，讲述唐代的文化故事。

本文作者从展品与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照片为切入点，讲述了法国汉学研究与唐文化的关系。

与法国汉学的关联

在展览第一单元“走近大唐”和第四单元“海纳百川”两部分内容中，都出现了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名字。

▲展览现场曾播放《长安的荔枝》宣传片，意在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领略唐代长安城的建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风貌。

昭陵六骏、蕃酋石刻像和沙畹的第二次中国行

“走近大唐”单元中，马的形象是重要内容。如果要选择最能代表大唐气象的文物，昭陵六骏无疑是必选展品之一。展厅中展示了沙畹在1907年赴中国考察期间拍摄的昭陵六骏的图片。（图2）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陵墓前的六块大型浮雕石刻，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刻画了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骑乘的六匹战马，每匹战马都有独特的故事和象征意义。它们的名称分别是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根据专家研究，这些战马的名称和马种很可能来源于突厥，反映了唐朝和西域的密切联系。

石刻由唐初统治集团的重要大臣——擅长建筑、工艺、绘画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负责绘制蓝本和主持雕刻，唐太宗亲自撰写赞文并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展现了唐初高超的石雕艺术水平。而昭陵六骏也成为唐以后画家的绘画题材，金代画家赵霖的绢本设色《昭陵六骏图》即典型例子。

▲（图2）展览现场配置的沙畹所摄“昭陵六骏”照片

在近期国内的展览中，昭陵六骏的形象也不断出现。有的以石刻（包括复制件）展出（2024年国家典籍博物馆“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2025年上海闵行区博物馆“贞观鉴——大唐历史文化主题展”），有的以石刻拓本、绘画及影像的方式展出（2025年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马——从地中海到江南的千年权力象征”）。

毫无疑问，昭陵六骏在唐代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遗憾的是，1913年，飒露紫、拳毛騧两块石刻被法国人从昭陵凿下并试图偷运，被阻止后又流落于军阀，经文物商辗转出售，最后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另外四块石刻也曾被美国人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六骏已不在原址，它们被搬运前是什么样子？幸而有沙畹在1907年拍摄的照片可弥补这一缺憾。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法国现代汉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西方最早一批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专门来华考察的汉学家之一，被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誉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张广达谈沙畹及法国现代汉学的转型》一文叙述了沙畹的学术背景和他从事汉学研究的方法。沙畹第一次来华为1889年1月，时年24岁。在中国的四年时间，他由于翻译司马迁《史记》而考察泰山，最终出版《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Paris:Ernest Leroux,1910，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2024年10月出版）一书。同时，他还调查两汉画像石，在泰安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的画像石及碑刻的拓片，为写作《中国两汉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一书积累了素材。

与本次唐代特展有关的是沙畹的第二次中国行程。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沙畹再次来华考察，仍以华北地区为核心。他在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V.M.Alexeev）的陪同下，足迹遍布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重要的石窟、寺院、石刻等遗迹。在中国友人的协助下，此行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制作了上千张拓片，还记录了大量笔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到法国后，沙畹编写了《华北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09年先出版《图版卷》（Planches）两册，图版编号计1179种。1913年和1915年，又分别出版两册文字考释，即《汉代雕刻》（La sculptureàl’époque des Han）和《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对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阙以及云冈、龙门石窟等最重要的遗址进行了详细记录和阐述。在图录编号的基础上，图版编号增加到1739种。这部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考释周详，而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能使我们了解百余年前这些遗址的面貌。近年中国有相关出版，先是图版卷以法文原版予以影印，题为《中国文化史迹·北中国考古图录》（上、下两册）（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又有《华北考古记》四卷本翻译出版（第一卷·石阙及石祠；第二卷·武梁祠；第三卷·石窟；第四卷·图谱）（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

《华北考古记》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文献，沙畹在书中首次向西方学术界公布了大量珍贵照片，后来欧美掀起研究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热潮，与这部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也正是书中公布的昭陵六骏的照片，引起了法国古董商保尔·马龙的注意。1912年，他派遣手下戈兰兹来到中国，试图将这些珍贵的石刻购买或盗取，由此也致使“飒露紫”和“拳毛騧”最终流落海外。沙畹的照片记录了百余年前昭陵六骏在原址的情况，也成为这次展览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图片展品。除了展场图片，图录的目录页后以插页的方式收录了六骏之一“飒露紫”在原址的图片，正是唐太宗的名将丘行恭（586―665）在给马匹拔箭的情景。

▲（图3）展柜中的两件文物，（左）唐代第十一位皇帝顺宗李诵丰陵蕃酋石刻像，（右）礼泉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十四位蕃君长像之一的头部残块。

展厅入口处左侧的立式展柜中有两件文物，一件是唐代第十一位皇帝顺宗李诵（761—806）丰陵蕃酋石刻像，另一件是2002年发现于礼泉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十四位蕃君长像之一的头部残块。（图3）展柜旁的说明文字上方有一张图片，是沙畹于1907年拍摄的唐高宗李治（628—683）和武则天（624—705）合葬的乾陵朱雀门外六十一蕃臣像。（图4）展柜中丰陵石刻像缺头部，身穿翻领窄袖袍服，腰带中间悬挂短弯刀，与北方草原石人中的突厥人像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突厥可汗的形象。与放置在展柜中不同，图录中的石像还在考古现场。（图5）昭陵蕃酋头像虽已残缺，但还是能看出外邦人的形象：卷发向后，用头饰固定；额头很宽，高眉骨，深眼窝；外眼角有两条皱纹。昭陵蕃酋像被列置在北司马门内。沙畹镜头下的乾陵蕃臣像，周围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展厅中两件实物配上百余年前的老照片，将观众带入历史和当下的不同场景中。

▲（图4）沙畹于1907年拍摄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朱雀门外六十一蕃臣像。

▲（图5）唐顺宗丰陵蕃酋像

唐代以前，帝陵神道两侧很少有蕃酋像。唐初从太宗昭陵开始竖立蕃酋像，一直延续至晚唐僖宗靖陵。唐代十八座帝陵，已有十三座发现了蕃酋像，数量从数尊到数十尊不等。蕃酋像的设置，意在效仿帝王生前威仪，营造出万邦来朝的大唐气象，亦是王维诗中所描绘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真实写照。这一传统也为后世所继承，北宋皇陵就普遍设置有蕃酋像。

龙门石窟、景教碑和沙畹的老照片

“海纳百川”单元也有两处用到沙畹1907年拍摄的照片。一处是在展示佛教文物时，用放大的龙门石窟黑白图片作为背景。这是一张从远处拍摄的龙门西山南部奉先寺卢舍那佛的全景图，佛像处在图片中间位置，似在俯瞰众生；周边是高低错落、大大小小的佛龛。（图6）灰色基调的图片引人遐想，带给人很强的历史感。

▲（图6）展览现场，放大的龙门石窟黑白图片作为背景

▲（图7）龙门东山石窟看经寺南墙的浮雕罗汉像

与此相呼应的是现场的展品，有两件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一件为1958年发现于奉先寺遗址的唐代圆雕坐佛。佛像结跏跌坐，左手掌置于左膝上，呈现出冥想姿势，散发着平静的力量。这座雕像独特流畅的线条是唐代高超的雕塑技巧的缩影。另一件罗汉像更是吸引笔者的注意。这是一件出自龙门东山石窟看经寺南墙的浮雕罗汉像，手持莲花，是一位老者的形象，其身份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首的迦叶。（图7）看经寺开凿于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684—741），窟内东面正壁和南北两壁的台基上有二十九尊高浮雕罗汉像极为引人注目。他们身高1.80米左右，或身着袈裟，或偏袒右肩，手持物件各异，表情也各不相同，被雕刻得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是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像。展出的这尊罗汉像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凿掉并流失海外，2001年由加拿大政府归还中国，送回龙门石窟永久保存。

▲（图8-1）吉美博物馆常设展厅的中国馆内

▲（图8-2）吉美中国馆内的龙门石窟罗汉像头部

在笔者看来，这件迦叶像的展出有着深刻的意义。在吉美博物馆常设展厅的中国馆内，也有一件龙门石窟罗汉像头部，同为迦叶，但时代更早，是北魏时期（386—534）约六世纪初的石刻头像。（图8-1，图8-2）这件迦叶头像出自莲花洞，吉美博物馆于1938年购得。巧合的是，沙畹的《北中国考古图录》上册253页有这尊迦叶像在莲花洞中未遭破坏时候的照片。（图9）无独有偶，《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一书中也有相似的照片，完整记录了迦叶像的原貌。（图10）而且根据弗利尔的记载，他和沙畹所雇的摄影师为同一人，名叫周裕泰，在北京外交使团区开有一家摄影馆，全程陪同弗利尔此次行程。特展中看经寺唐代迦叶像和常展中莲花洞北魏迦叶像均出自龙门石窟，冥冥之中正相呼应，引发笔者对文物回归和文物在原境中展示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

▲（图9）沙畹拍摄的迦叶像在莲花洞中未遭破坏时候的照片

▲（图10）《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一书中完整记录了迦叶像的原貌。

“海纳百川”单元另一处用到沙畹1907年拍摄的照片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11）此碑笔者在西安碑林见过原碑（图12），而在百余年前的镜头下，石碑和龟趺却处在荒野之中。这块碑究竟有怎样的历史呢？“大秦”是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古称，“景教”则指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唐太宗贞观年间，景教就在中国传播。唐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埋入地下，直至明代在西安西郊偶然出土，移入附近金胜寺。清末农民起义，寺院正殿和碑亭被毁，而碑石幸存，其后多年暴露在旷野中。1907年还曾被欧洲人看中后复制，企图将原碑替换后偷运出国，幸而被及时制止。原碑被移至碑林保存至今。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刻制、重达两吨的复制碑现存梵蒂冈。文物命运亦多舛，沙畹的照片记录了碑石在旷野中的这段历史。展览现场除了照片，还有一块用石膏仿制的碑石模型。

▲（图11）沙畹1907年拍摄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图12）经过整修新近开放的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图录由香港北山堂基金会赞助出版，英文、法文两版图录在展览期间即已问世。

▲展览图录

图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唐世界”（The Tang World），收录六篇文章；第二部分为“长安”（Chang’an），收录七篇文章；附录有年代对照表、唐代长安地图和参考文献三项内容。图录没有按展览单元进行编排，而是将展出文物按主题分列在每篇文章后面。显然，策展人在编辑图录时和进行展陈设计时有着不同的理念。（完）

（本文作者毛秋瑾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于2024年10月至12月在法国远东学院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