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到“共建”：青年汉学家群体与中国学的新气象

2025年10月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黄浦江畔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不仅是对2023年习近平主席贺信中“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在新起点上的一次思想集结。回望指引，展望未来。大会虽已闭幕，但薪火相传的历程才刚刚开始。青年汉学家群体作为推动世界中国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正在接过时代的接力棒，致力于以中国学为桥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深度理解与建设性对话。

审视青年汉学家群体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将其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语境之中。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地位的历史性跃迁，世界中国学正经历一场“从他者凝视”到“文明互鉴”的范式转移。这一范式转移的轨迹呈现为，从旨在考据异域文明的传统欧洲“汉学”，转向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美国“中国学”，再至当前以文明互鉴为宗旨的“世界中国学”的演进。在这幅宏大的历史图景中，青年汉学家，尤其是活跃在“全球南方”高等院校、智库机构、政府部门及文化组织的新生代中国研究者，已不再是外在的旁观者，而是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学学科重构与价值重塑的内生力量。

一、青年汉学家群体画像

当前青年汉学家群体的崛起，恰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交汇期，是时代巨变与中国发展同频共振的产物。从中国视角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将中国故事转化为沿线国家能够听得懂的本土化表达，成为实现民心相通的一项重要课题。从全球视野审视，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世界对中国知识的需求发生了质变，中国已不再被视为一个静止的文化“博物馆”，而是转变为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现代性参照系”与“发展替代方案”。

正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历史合力下，青年汉学家的群体面貌得以重塑。整体而言，青年汉学家的群体画像呈现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区域分布重心“南”移，打破了传统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格局。青年汉学家群体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学者比例显著上升。从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的学员的来源分布上，可以明显看出全球中国学的重心正在逐渐从欧美向“全球南方”转移。2016—2025年间，该研修班累计培训228名青年汉学家，覆盖全球六大洲的8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青年汉学家人数占比已超过75%。

二是具备高水平的中文运用能力，中文正在成为研究的“工作语言”。相比老一辈中国学家多依赖母语交流或借助翻译文献展开研究，青年汉学家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语言驾驭能力。据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的数据显示，超过67%的青年汉学家具备中、高级中文水平。他们不仅能够直接研读第一手的中文文献资料，还能使用中文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甚至能够用中文撰写学术文章。过去经常被学术界诟病的“汉学家不会讲中文”正在成为过去式。

三是学术底色呈现鲜明的“中国在场性”，研究从“隔岸观景”向“深入中国场景”转变。在学术起步阶段，老一辈中国学家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来华开展学术访问和田野研究并不容易。得益于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中文大会、世界汉学大会等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以及“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新汉学计划”等学术支持项目，青年汉学家群体有了更多机制化的来华交流、培训和留学的机会。他们凭借丰富的在地化资源，得以深入中国社会肌理，亲身体悟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传承与发展。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的数据显示，有超过50%的学员拥有在中国进修或留学的经历，时间均在一年以上。约有35%的学员在中国获得了正式学位，其中70%以上攻读的是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经历让青年汉学家群体和中国知识界形成了更加深层的学术联系。

二、青年汉学家群体与中国学的三重转向

中国学研究群体的代际转换和范式更新，正在为中国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从青年汉学家群体的学术研究上，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学在新时代的三重转向：

1、是从理论先行到实践导向。青年汉学家群体，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国家、印度、土耳其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开始带着各自文明的关切研究中国。在中国学上，界定“什么议题最重要”“什么议题值得研究”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在这点上，青年汉学家群体不再全盘接受西方话语，也不再基于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现实，而是转向提问“中国如何在自身逻辑下运行并取得成功”。如在探究中阿关系时，阿根廷学者胡莉安娜·冈萨雷斯·豪雷吉（Maria Juliana Gonzalez Jauregui）跳出带有西方中心色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框架，转而聚焦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交通领域的具体实践。特别是在剖析中阿锂矿合作时，她从产业链合作与工业化机遇角度切入，认为中国不仅是资金提供者，更是技术转移者。她指出，这一合作正在帮助阿根廷实现从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向电池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跃升。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中阿合作的建设性，更是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难逃“资源诅咒”论的有力反驳。

2、是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日常。青年汉学家群体的选题充满了鲜活的时代气息，从数字治理到中国女性发展，从城市职场青年的生存状态到农民工的文化表达等多元话题。阿根廷学者费（Maria Victoria Matozo Martinez）聚焦数字技术与社会公平，深入考察了中国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的运作模式。挪威学者白达鹰（Dag Inge Bøe）聚焦城市职场青年的生存状态，关注北京“白领”这一特定阶层的生活压力与奋斗人生。印度学者孟秋琳（Manju Rani Hara）从阶层与性别的交叉视角审视中国女性的地位、教育与意识觉醒。罗马尼亚学者包心如（Paula Teodorescu）关注中国打工诗歌这一独特的草根文化现象，以此触摸普通工人的精神世界。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

3、是在读懂中国中借鉴中国。对于“全球南方”的学者而言，研究中国往往源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他们试图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寻找可供本国现代化借鉴的参照系。埃塞俄比亚学者纳特桑特·托洛萨（Netsanet Tolossa）在对埃塞俄比亚工业园的研究中指出，非洲国家渴望复刻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更是中国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实现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构建。巴西学者埃利亚斯（Elias Marco Khalil Jabbour）在研究中国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概念，认为中国开创了一种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新形式社会经济形态”（New Socio-Economic Formation）。他特别关注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作用，认为中国通过调控市场力量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是对抗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导致经济危机的有效解药，为深陷“去工业化”之苦的国家带来重要启示。

三、青年汉学家群体与中国学的世界意义

当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一广泛、深切、聚焦。青年汉学家群体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他们不再是中国发展的外在旁观者，而是扎根中国现实、寻求中国经验普遍意义的积极探索者。过往大量的西方研究将中国视为一种西方经验之外的“特殊的存在”。然而，青年汉学家群体，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正在致力于打破这种“中国特殊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双重迷思。他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超越国界的文明价值。如中国在摆脱贫困、数字治理、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探索，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中国之治”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是升级为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的“中国之智”。

更值得关注的是，青年汉学家群体对中国经验普遍性的探求，也推动了中国学学科的新发展。当一位研究中国减贫经验的国外学者，其落脚点不在于赞颂或质疑中国，而在于探讨如何将中国可借鉴经验在地化以解决其他国家的贫困时，中国学便不再是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上升为一种关乎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的一般理论。中国学也得以成为一门真正的文明互鉴之学。

202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复信青年汉学家，强调“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勉励青年汉学家“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这一愿景感召下，青年汉学家群体正以鲜明的“中国在场性”重塑中国学的学术底色。他们立足中国大地、深入中国场景，致力于将文献考据与鲜活的实地调查相融合，去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进而向世界讲述既有现实温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中国故事，让中国学真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桥梁。（完）

（本文为“中国学”公众号年终特稿，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鑫妍。精简版已刊载于上观新闻“学林随笔”，完整论文将在2026年《中国学（中英文）》期刊发表，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