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客户端1月13日电】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教室内,坐满了专注聆听的年轻面孔。他们是为申请2026“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而聚集的全球学子。
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向台下数十位不同肤色的青年学者抛出一个问题:“当机器更擅长梳理甚至诠释文献时,你的价值究竟何在?”
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模型……这些词汇正频繁出现在传统汉学课堂上。一个共识正在中外学者间形成:未来的汉学研究者,或许必须是“驾驭AI的读书人”。
▲2026年1月12日,2026“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预选营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图片来自中新社记者李国庆摄)
工具革命:从“皓首穷经”到“数字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胡恒现场介绍,他领导的团队正致力于构建“清史地理信息系统”,有望将研究尺度推进至百万级。过去,考订四万个地名需要77位学者花费21年。如今,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古今地名匹配算法,效率正发生量级变化。
“我们不是要用机器替代人,而是要让人机协同。”胡恒解释道,他的团队训练AI识别清末方志地图中的手写地名,再通过算法与当代地理信息进行匹配、评分,最后由历史学者进行关键校验。这种模式,使得精细复原历史上“每一年、每一地”的动态图景成为可能。
技术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程苏东在谈及“人机关系”时,援引了《庄子》中“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古老寓言。他指出,当下,人文学者须锚定自己的核心优势:提出真正有洞察力的问题,并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进行批判性整合与价值阐释。
▲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胡恒在现场发表主旨演讲。(图片来自中新社记者李国庆摄)
能力重塑:新汉学家的“多重素养”
面对技术洪流,汉学研究者应锻造何种新质素养?
胡恒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明确了三点:深刻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扎实的社会科学理论训练,以及对前沿数字工具的应用意识。在他看来,今天的汉学,要求学者既能深入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又能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参与全球性议题的对话。
“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武致知受访时透露,他看重的是基础工作:对研究领域内代表性学者的著作有系统的阅读和把握,对相关材料具备相当的熟悉程度。
此外,他还强调语言能力和技术素养。“掌握英语是直接的选择,若能掌握法语、俄语等其他语言,则有助于从更广泛的学术传统中汲取灵感。”
武致知表示,在AI时代,对数据库的建设和运用能力也至关重要。“要对背后的数据的整个大环境有一个理解。”他提醒学生,要能判断自己观察的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而非孤立个案。
▲荷兰学者、清华大学副教授武致知在现场发言。(图片来自中新社记者李国庆摄)
薪火相传:在AI时代捍卫人的主体性
尽管工具革新势不可挡,但学者们普遍警惕“为技术所驭”的风险。
武致知用了比喻告诫学生:“不要像外卖骑手那样,最终训练出一个取代自己的自动驾驶车。你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失败的翻译尝试、每一次与艰深文本的‘搏斗’,都是在训练你自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正是这种‘痛感’,构成了你未来不可替代的学术肌肉与创造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研究员张靖当天向学生们介绍“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图片来自中新社记者李国庆摄)
他担心,如果一味依赖AI,年轻学者将失去在知识探索过程中培养“学术判断力”的机会。真正的创造力,往往诞生于对不同性质知识的非常规连接与碰撞,而目前AI的运作逻辑仍基于已有的、大规模的数据模式。(完)
孙晨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