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牵起两国缘 汉学家筑中塞文明桥

近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将长城定为访华首站。走下长城之际，武契奇向中方赠送了一份意蕴深厚的特殊礼物——《茨勒扬斯基诗选与诗话》。作者茨勒扬斯基，曾倾力翻译《中国抒情诗选》，与中国文脉结下不解之缘。

近年来，塞尔维亚文学佳作不断走入中国读者视野，塞尔维亚汉学家亦持之以恒译介中国文学。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学交流，让中塞两国透过文字真正读懂彼此、看见彼此。

      ▲2026年5月24日，塞尔维亚科洛民族歌舞团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表演舞蹈。当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图片来自中新社）

从《哈扎尔辞典》到《诗经》

茨勒扬斯基是塞尔维亚现代表现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天生的小说家”。他曾亲历一战战场，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创伤和民族漂泊的命运。

这位塞尔维亚诗人与东方缘分匪浅。在巴黎求学时，他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诗歌，被那种“高远空灵、托物言志的风格所倾倒，并从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

后来他专门翻译出版了《中国抒情诗选》，收录了若干首唐宋诗词及《易经》《老子》《论语》的个别章节，并评价中国古典诗歌代表了“澄明宁静，空灵永恒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最高境界”。

随着中塞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塞尔维亚文学瑰宝持续走进中国读者视野。除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第一部小说”的《哈扎尔辞典》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文学大师达尼洛・基什的《栗树街的回忆》《死亡百科全书》等经典著作早已译介来华，一众名家作品相继走进中国，让中国读者得以全方位领略巴尔干文学的厚重底蕴与多元风格。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作品也在塞尔维亚落地生根、广为传播。据统计，1923年至2020年，共有108部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塞尔维亚语出版。《诗经》《平凡的世界》《晚熟的人》等中国经典均已落地塞尔维亚，成为当地读者感知中国文学、体察社会百态的重要窗口。

      ▲《哈扎尔辞典》图书封面，上海译文出版社。（图片来自网络）

跨越语言的“摆渡人”

文学双向译介的背后，是一批坚守初心、默默耕耘的中塞文化“摆渡人”，他们以语言为桥，打通两国文学与心灵的隔阂。

安娜·约万诺维奇是中塞文学翻译领域的深耕者。她深耕译介三十四年，翻译了莫言的《檀香刑》《蛙》、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经典作品。

她回忆，1992年暑假，外祖母书架上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为她推开了通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门。“我完全被迷住了。就是在那个夏天，我爱上了中国。”她曾说，虽然文学是爱上中国的直接原因，但正是因为翻译家们，她才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

1988年出生的保阳，是塞尔维亚汉学界的新锐力量。他已出版中文译著17部，也是将中国科幻文学系统引入塞尔维亚语世界的先行者，曾翻译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并将贾平凹的《高兴》、鲁敏的《金色河流》等中国当代名家力作，带给塞尔维亚读者。他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让所有人感受到，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中国，也生活着与我们相似的人。”

在中国，也有学者译者深耕巴尔干文学译介事业，彭裕超是译介塞尔维亚文学的代表人物。身为塞尔维亚语专业学者，他翻译《竹书》《塞尔维亚诗选》等作品，系统向国内推介塞尔维亚当代文学，并参与编撰《塞尔维亚语讲中国文化》，“为推动文学起到一座‘桥’的作用，使两国民众通过阅读进入对方的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结构之中，在对话中建立更深层的同理心，在理解中不断贴近彼此。”

      ▲2024年5月6日，贝尔格莱德萨瓦河河岸景色迷人。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的首都，位于巴尔干半岛，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图片来自中新社）

汉学伉俪投身文化交流

在中塞文学交流版图中，还有一批学者扎根传统与典籍译介，为两国文明互鉴筑牢学术根基，拉多萨夫·普西奇便是其中代表。

普西奇是塞尔维亚知名汉学学者、贝尔格莱德大学东方学系汉学教授。他16岁因塞语版《道德经》结缘中国文化，深耕中国哲学研究。在普西奇看来，“中国哲学是全世界最有价值和最伟大的宝库之一”，而文学更是文明沟通最好的载体，“文化的交流，没有比文学艺术更能促进人们精神和心灵的沟通。”

他与妻子，中国学者金晓蕾，二人携手投身中塞文学交流，合译《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选编贾平凹、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作家佳作；合著梳理三百年来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轨迹，同时潜心培育汉学后备人才，创办塞尔维亚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汉学杂志——《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期刊》，为当地汉学研究与文学交流打下扎实基础。

一代代诗人、译者与汉学家以笔墨为舟、以心灵为桥，默默守护着中塞文脉相通、民心相亲，正是这份长久的文学互鉴与人文积淀，为两国全方位合作筑牢了深厚根基。（完）